去年3月25日，由《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而引发的学术争论在本报披露后，受到了学界的异常关注和重视，许多学者撰文参与讨论，就学风、学术规则、学术违规等一系列问题做了很好的阐释、说明和举证。日前，争论双方再次投文于本报，现摘要发表。关于此一事件的论争，本报暂告一段落。
葛剑雄、曹树基二位先生的长篇书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在《历史研究》1998年第一期公开发表之前，早已寄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部门。我们最早见到该书评是1997年11月4日。
我们认为，葛、曹在其书评中对“资料研究”一书持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编著者进行了尖刻、忿詈的指责，扣了一顶顶“莫须有”的帽子，乃至采取了近乎人身攻击的做法。这是我们断然不能接受的！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葛、曹的所谓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他们个人的主观揣度，有悖于学术讨论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和态度。
（一）“资料研究”如何变成了“人口史专著”
葛、曹二位对本书的非难是建立在本书是“一部大型的人口史专著”前提之上的。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个前提是葛、曹强加给本书的。顾名思义，本书只是“资料研究”，且是以资料汇编为主。
从立项、成书过程和成果形式看，课题立项、课题性质、课题目的和课题基本内容都是十分明确的。我们主要致力于对历代人口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依照人口学的学科框架分类汇编在一起，形成一本较为系统、完整的资料工具书，便于从事人口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士查阅、翻检，为他们提供资料，免除或减轻他们钻故纸堆的艰难。同时，整理和编纂历代人口资料本身也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之善举。至于加上“研究”一词，我们认为搜集整理资料本身即是研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具体到本书，主要体现在资料的搜寻、取舍、筛选、归类和必要的订正，以及对分章资料的综合分析。这虽然谈不上是深入的研究，但却是基础性的初步研究。因此，本书定名时我们不敢沽名钓誉，即以课题名为书名。
然而，葛、曹二位先生全然不顾课题的实际情况（其实，本书“总论”已有简要表达），将“资料研究”定位于“一部大型的人口史著作”，是为他们全盘否定“资料研究”一书，一棍子打死所有编著者、参与评审的专家及有关单位制造“立论”依据，以此来展开所谓学术批评。其“欲贬先扬”、“举高摔下”的手法再明显不过了。
（二）“专业人员”的概念应如何界定
葛、曹二先生在其书评中频频使用“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术语。几经研读方才明白，原来他们所说的人口史“专业人员”是指历史学界从事人口史研究的人员。对此我们无法苟同。
其一，历史人口学本身就是一门边缘学科。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人员首先应当具备人口学的专门知识，同时还应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从人口学角度上说，它是人口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从历史学角度看，它又是一门专史。众所周知，人口学以往曾经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因此，无论中外从事人口史研究的向来就有来自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的不同学者。不客气地说，最正宗的人口史学者应来自人口学界，而非历史学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葛、曹倒应被划入“非专业人员”的范围。就我们课题组的成员来说，即包容了人口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其中不少学者发表过历史人口研究的论文或专著，有的论著还获得过省（部）级的奖励。葛、曹没有见到，也不足为怪。这些成员中既有资深的专家教授，也有文革前和文革后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且绝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机构供职。这样一支队伍完全能够胜任历史人口资料整理和编纂这一基础性工作。本书主编和各分册主编都是长期或较长时期从事人口学、历史人口、经济学（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完全具备了驾驭本领域资料的能力。这绝不是用“专业”“非专业”这一尺码可以界定清楚的。
其二，多学科学者涉足历史人口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众所周知，人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历史人口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其多样性、复杂性就更强。古今中外，最早论述人口现象的并不是“专业人员”（依照葛、曹的论点），而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17世纪中叶，分学科研究人口的景象逐渐繁荣，有经济学派（其中又分了若干学派）、统计学派、社会学派、生物学派等等。至于现代，随着分支学科的迅速问世，人口学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学科群。
葛、曹二先生无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硬要划出一个“专业”、“非专业”的框框，把他们自己定位于“专业”，把别人定位于“非专业”，以此作为否定别人的口实。
（三）关于“错误百出”的问题
该书评列举了“资料研究”的若干条错误，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料的错误；另一类是错别字。第一类的错误中，有的是编著者造成的；有的却需要查对原因。例如归类不准确，原因就比较复杂。因为每条资料独占一页稿纸，也没有装订，究竟是编著者删减时归错了类，还是其他原因？不经查对，难以分清责任。
至于第二类的错误，如“册”字错为“卅”和“州”；“赐”错为“?”；“诏”错为“昭”；“元”错为“示”等等，稍有阅读和出版知识的人都明白，错误出在什么环节上。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再“低水平”，也不至于低到如此地步吧！想不到葛、曹竟把此类错误也算在编著者的头上，一古脑儿斥之为“低水平”、“错误百出”。
（一）关于课题的学术背景
由于葛、曹把“资料研究”当作“人口史著作”批评，所以就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搬出来，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著作，与“资料研究”较量。很明显，“资料研究”汇集的是中国历代基本的人口史料，怎么能将现代国内外学者的论述与其混在一起呢！
（二）关于编写原则的问题
“资料研究”的“总论”中提出了本书编写的三个原则。葛、曹二位对此大加斥责，成为他们攻讦的重要内容。
这三条原则是“资料研究”在立项时就拟定的，经课题组全体成员讨论同意，是大家共同恪守的编写准则。这样的原则，完全是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成果性质所决定的，并没有什么错。然而，在葛、曹眼里竟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仍然是把“资料研究”当作“人口史著作”，进行不同项比较的结果。
（三）关于评判标准问题
细心的读者从葛、曹的书评中可以发现，他们在批评别人成果时使用的标准是多元的。时而是“专业”、“非专业”标准；时而是“人口史著作”标准；时而又是国际、国内研究标准。但概括起来无非是双重标准。即对别人是一个标准，对自己是另一个标准。哪个标准对自己有利就用哪个标准。
我们认为，这种多元标准的评判方法本身就不具可比性，是不准确的。用这种方法批评人，常常乱了自己的阵脚，置自身于前后矛盾的境地，不能自圆其说。
（一）该书评发表的前前后后
学术讨论、学术争鸣甚至是纯粹的学术批评，既然是学术问题，就应当采取对待学术问题的方法来进行，通过公开的讨论或指名道姓的批评加以解决。这是学术讨论的常规，任何一方的学者都可以理解和接受。然而，葛、曹却并非如此。他们的书评在1998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公开发表（1998年2月出版）之前，早已于1997年10月份先行寄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管理部门。之后，便在院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级领导极为重视。以葛、曹这样一篇对一本书完全否定的书评，在院内引起“轰动”、重视是很正常的。院重点科研项目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作为管理机构和各级领导怎能坐视不管。
说穿了，他们采用的是传统的“先告状”的手法，试图以其一面之词先入为主，将课题主要研究人员、本书编写人员及有关人士搞臭、搞垮。这种手法符合不符合学术讨论的规范？是积极、健康的学术讨论吗？是学者对待学术问题应取的态度吗？
（二）该书评所用的语言
葛、曹的书评傲气凌人、呵斥训人。其所用挖苦、讽刺、诬蔑、诽谤，以及近乎人身攻击的词语，入目皆是。毫无学者式的那种与人为善的气息。
（三）曲解原意，制造攻讦口实
学术讨论、学术批评切忌曲解原意。然而，我们在该书评中看到的批评论据，特别是对本书“总论”的若干批评，不同程度地曲解了原意，是不实之词。
（四）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葛、曹在诬蔑别人对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人口史研究状况的了解是“一片空白”、“一无所知”之后，立刻就炫耀自己的博学广闻。如说葛剑雄“对于何炳棣著作的讨论，是相当系统而详尽的”。
不仅如此，对待专家的评审，葛、曹同样使用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法。
专家评审意见多是对本书作客观的说明，基本观点在于强调这是一本资料性人口专著。遗憾的是，葛、曹对专家们客观性的意见不予置会，而是寻章摘句，抓住某些词句大作文章，一古脑儿斥之为“这些评委和人口所学术委员会所作出的学术鉴定，完全是非专业化的，缺乏起码的学术水准”。
葛、曹尤其对“大型系列专著”、“大型专著”、“填补空白”等词语反感，原因自然又是忽视了《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从资料性人口史著作特征看，我们现在仍有把握地说，“资料研究”一书确实是我国第一部从上古至现代全面反映人口诸方面变动的大型资料工具书。我们确信，葛、曹二位绝对找不出同类型的人口史著作。至于葛、曹一再提到的《中国人口发展史》，也不过是对中国人口演变过程的描述性研究，内中对民国和现代的人口变动也未作出有价值的分析。对其方法、观点及引用资料中的问题，我们早有看法。特别是该书只是突出人口地理，以一概全，是远远不能涵盖人口发展全貌的，考虑其只是初级研究成果，我们在编写“资料研究”时尽力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而葛、曹却步步紧逼，非要我们承认该书的地位。有的同志已计划就《中国人口发展史》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我们对葛剑雄、曹树基二位指出“资料研究”一书中的不足和一些符合实际的错误之处，表示深深的谢意。
但我们也郑重声明，我们欢迎科学、积极、健康、平等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与批评，反对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所谓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同时坚决反对与之俱生的那种扣帽子、打棍子的大批判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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